扁鹊的医学著作，后来虽失传，但扁鹊的高超医术对我国中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给予扁鹊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扁鹊“特以诊脉为名耳”，“天下尽以为扁鹊能生死人”，“扁鹊名闻天下”。对于扁鹊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司马迁也给了高度评价。他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他在《史记·太史公自述》里又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而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云:“扁鹊乃春秋时（按：应为战国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汉初山东临淄淳于意（仓公）就是因为得到了“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才“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从而成为继扁鹊之后的名医。魏晋间，山东高平（今山东省邹城）又出了一位著名的医学家王叔和，他的脉学专著《脉经》就是吸收了扁鹊以来的古代名医诊脉的经验和诊脉的理论学说，并加以总结发展而写成的。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扁鹊及其医学在我国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扁鹊是我国中医学的鼻祖。

山东地区从东夷原始医学起，到扁鹊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中经汉初的淳于意、魏晋间的王叔和等，这些医家和医学都是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山东地区能出现这样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和医学专著不是偶然的，都是从东夷发达的原始医学承传而来。当然，我们决不否定中原及其他地区原始医学，中医学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是，东夷族人的原始医学在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扁鹊的诊脉技术、针灸医疗技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影响如同传说中黄帝时神医“扁鹊”一样，都是“名闻天下”的。正因为如此，在山东地区出土的许多汉画像石上,就刻有人首鸟身的神医“扁鹊”为众多披发病人问诊、切脉和针灸的画面，而其他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汉画像石。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山东地区是以鸟为主要图腾的东夷族聚居地。东夷族原始医学，特别是针石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神传说中的黄帝时名医“扁鹊”这一名称，实际上亦是以鸟为图腾的遗迹，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位神医秦越人，并自号为“扁鹊”。以鸟为图腾的人首鸟身神医切脉、针灸医治病人的汉画像石，又偏偏为山东地区所独有。所有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山东地区东夷人原始医学的发达，以及中医鼻祖扁鹊秦越人之所以偏偏出现在山东的历史必然性。汉画像石上的人首鸟身神医的形象，即传说中黄帝时神医“扁鹊”形象的再现，也是战国时期山东齐国名医自号“扁鹊”的秦越人以高超的切脉、针灸医术为民诊治疾病的生动再现。这一事实，充分体现秦越人的医术在两汉时期广大人民心中影响之大。

扁鹊的影响除汉画像石上给予充分表现外，在两汉人民的心目中，“扁鹊”之名影响也很大。两汉人民把扁鹊当成一位“能生死人”的“神医”来崇拜。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击（黥）布时，为流矢所中……病甚。……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汉·陆贾《新语·术事》:“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

《汉书·贾谊传》:“天从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唯有扁鹊，不能为已。”

汉·枚乘《七发》:“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据此可见，扁鹊之名，在汉代影响极大，人们把“扁鹊”当成“能生死人”的“神人”

总之，“扁鹊名闻天下”，遂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贤嫉能，“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扁鹊虽死，但他的名字和他在医学上的伟大成就却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万古长青。

（原载于《全国扁鹊秦越人里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