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齐派医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扁鹊就是这一时期的齐派医学代表人物，并被后世称为“医学宗师”。

扁鹊，姓秦名越人，齐国人。扁鹊的生平事迹，主要存于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同时《战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列子》《说苑》等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出《扁鹊仓公列传》，使扁鹊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记载的医学家。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史记集解》载曰：“‘郑’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史记索引》案：“勃海无郑县，当做鄚县，音莫，今属河间。”所以，有人认为秦越人应是今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人。然而，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还援引扁鹊自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此外，《韩诗外传》《说苑》均作“郑”，无一作“鄚”。因此，扁鹊鄚人说，不足为信。可见，扁鹊本就是齐国人，“家在于郑”。只是此处之“郑”非郑国，应是齐国一地名。

除此之外，还有观点认为扁鹊是济州卢县人(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其依据为扬雄《法言·重黎》、《战国策·

秦策》高诱注、《汉书·高帝纪》韦昭注等书，上载：扁鹊是“泰山卢人”，名越人。卢，齐地，汉初置卢县，在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境内。

关于郑地的具体地望，以及郑卢之争，目前中医学界和历史学界还没有定论，本文也不在此展开论述，只表明扁鹊应为齐国人。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年轻的时候曾是旅店的负责人。这期间他结识了长桑君，并拜其为师学医，终成一代名医。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主要写了扁鹊医治的三个案例。其一是赵简子昏睡五日不省人事。扁鹊为赵简子诊视后，断言：“赵简子不出三日就会苏醒。曾经秦穆公就患过这种病，昏睡了七日才醒，赵简子与秦穆公的病症相同。”过了两日半，赵简子就苏醒了。其二是医治虢国太子。虢国太子患了“尸厥症”，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准备发丧；扁鹊先用针灸等方法让太子苏醒过来，然后又用熨帖、汤药进行治疗，二十多天后，太子就完全康复了。自此，扁鹊以“能生死人”而闻名天下。其三是扁鹊见齐桓侯(田午)。扁鹊发现齐桓侯“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但齐桓侯存在“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的想法，一再拖延病情，最终不治而亡。

司马迁赞颂扁鹊医德高尚，行医“随俗而变”，他在赵国邯郸就主要给妇女治病。到洛阳就着重治疗耳聋、目昏、肢体麻痹等老年病，到秦国咸阳就重点治疗小儿病症。

扁鹊去世后，由于平民百姓敬仰其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各地纷纷为扁鹊建墓立庙。仅济南一地就有三处扁鹊冢，分别位于长清区古卢城东、天桥区鹊山西麓、长清区灵岩寺。此外，在河北任丘和朝城，河南开封和汤阴，山西永济，陕西临潼和咸阳，皆有扁鹊墓或扁鹊庙。

关于扁鹊在中国医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司马迁认为其不仅仅是“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更是“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直接将扁鹊推至医学之宗的极高境地，并认为他在中医学史和中国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如此评价扁鹊，在于扁鹊的出现标志着巫与医的分离，医术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技术从巫术中脱离出来。

远古时期，巫即医，或是说巫医同源。《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说：“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论衡·言毒》说：“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说文解字》亦载：“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可见，巫彭、巫咸这两位“殷贤臣”“殷大夫”，曾经是“初做医”“初做巫”的。所以，那时虽然有医术，但巫医不分、巫医同源。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医术才逐渐从巫术中脱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存在。而扁鹊就是与巫做斗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的斗争口号。卢南乔在《从巫术中解放出来的我国古代医学奠基者——扁鹊》一文中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称“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使人刺杀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李醯对扁鹊的迫害，实际上它反映了巫术对医术的压制、保守技术对革新技术的压制。

从这一角度来看，扁鹊在中国医学上的贡献是很高的，他既有继承，又有开创。所以，司马迁称扁鹊“为方者宗”，晋葛洪称其为“治疾之圣”(《抱朴子·辩问篇》)。

扁鹊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继承来的，具体地说，是自东夷的巫术中分化继承来的。在大汶口早期墓葬群，山东兖州王因遗址中，挖掘出放有骨锥、骨针的龟甲器。在大汶口中晚期墓葬群，山东章丘焦家遗址中，亦发掘出陶制龟甲器、骨锥、玉锥形器等随葬品。这种龟甲与针锥同葬的习俗，或许与巫医有关。逄振镐说：“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埋葬龟甲的习俗，很可能是东夷人从事医巫占卜者身份的标志。”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微山、嘉祥、济南出土的汉代石画像中，医者以羽人的形象出现；中国医学起源的多源头性，山东地区仅是发源地之一。

东夷族以鸟为图腾。《大戴礼记·五帝德》说：“东长鸟夷、羽民。”以少昊氏为始祖的郯国，也以鸟为图腾，故以“鸟名官”。所以，东夷一族对鸟十分崇拜，并以“人面鸟身”作为对“神人”的最高尊崇。于是就有了扁鹊、仓公以羽人的形象出现在汉画石中，并给人施针治病。

关于中国医学的起源及流派，《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认为：东方，其治宜砭石；西方，其治宜毒药；北方，其治宜灸焫；南方，其治宜微针；中央，其治宜导引按蹻。日本学者石原明在《汉方：中国医学の精华》一书中认为：黄河文化圈以针灸、经络的发现为代表，主要在齐地；长江文化圈以本草系的医术为代表，主要是不老长表的医学；江南文化圈主要是以经方为代表的汤液系医学。20世纪50年代，陈直先生则在《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流派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大派别，即齐派和秦派，前者重针灸，后者重汤药。

可见，齐派医学主要以砭石、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这与大汶口时期出土的骨针、骨锥、玉锥是一脉相承的。而扁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齐派医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但继承了东夷族独特的医术(砭石、针灸)，而且还开创了新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齐派医学家群体。

“望闻问切”之术是中国医学中的诊断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越人(扁鹊)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即扁鹊通过这四种诊法结合的办法，来对病人的病情做出判断，从而对症下药。其中，扁鹊又“特以诊脉为名”，司马迁甚至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然而，所谓的“脉学”到底是什么？目前众说纷纭，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古代医学家对“脉学”也有不同的叙述。王范之在《先秦医学史料一斑》一文中认为，脉学与其说是由经验累积而出现的必然产物，倒不如说是一种技术与理论的突破，具有偶然、断裂的特质。本文则认为，脉学的产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必然性在于，不同地区总结出的脉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例如1993年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经脉木人模型，其医术及经脉理论自有特色，与东方的齐派医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扁鹊所创立的扁鹊脉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体现在阴阳术数对医理的影响十分巨大。这大概是扁鹊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地广为流传的阴阳五行学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长桑君在传授扁鹊医术之时，只传授了“禁方”和“尽见五脏症结”的脉诊。而扁鹊在救治虢国太子时则说：“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即扁鹊用阴阳五行的概念来阐释人的生理和病理现象。这是长桑君所传医术以外的理论。所以说，扁鹊对脉学进行了革新和开创，他将脉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从而阐释发病原理和具体救治手段。故司马迁言“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继扁鹊之后的齐派医学代表人物是仓公淳于意，他身上的齐地色彩更为凸显。淳于意师承公孙光和公乘阳庆，学习了方化阴阳、传语法、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医术。其后，淳于意又传弟子宋邑五色诊和脉论等医术，传高期和王禹经脉、奇络结、论俞(腧)所居等医术，传冯信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齐汤法等医术，传杜信经脉、五色诊等医术，传唐安经脉、奇咳术、四时应阴阳重等医术。从这些医术的名称中，我们就可窥见扁鹊脉学或者说是齐派脉学理论，其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十分巨大，并与之交融。

所以，在认识扁鹊和齐派医学上，可以这样来看：扁鹊继承了东夷族的巫医之术，又对巫、医进行了分离，使得医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同时，扁鹊还对医术进行了变革和发展，吸收了当时在齐地广为流传的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病理，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齐派医学；他还对医术进行了普及和传授，扁鹊所收徒弟有文献记载的就达7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扁鹊为核心的齐派医学家群体。可以说，扁鹊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